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大家好！内大的女教职工是名副其实的“半边天”，我们对家庭、事业和社会都担负了和男同胞同样的责任和义务，并尽了我们最大的努力做得同样好。能够成为这样一个集体中的一员，同大家一起工作、学习、生活，一同为学校的发展尽心尽力，我感到非常荣幸。

 我是蒙古族，祖先从昭盟喀喇沁迁居到现在的兴安盟扎赉特。我出生在锡林浩特，在那儿接受了小学和中学教育，是土生土长的草原人。1984年考入内蒙古大学生物系植物专业，本科毕业后考上张鹤龄老师的研究生，硕士毕业后到内蒙古农科院工作。这期间，被院、所领导派到中科院植物所基因室参加并完成了一项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回到农科院又参加、完成了一项自治区基金项目。值得一提的是在植物所做那个国家项目，我用清华大学研制的基因枪将外源基因导入胡萝卜愈伤组织细胞并且获得瞬间表达成功后，课题主持人林忠平老师（现北大生命科学院教授）看结果时特兴奋，他说：“小张，你知道吗，你是国内做这个实验成功的第一个人”。他鼓励我考汤佩松院士的博士生，由他指导、在他的实验室做论文。这个课题曾经有北大和北师大毕业的研究生来做都没得到结果，我对自己的实力有了自信，所以我决定给自己加点难度，考奖学金到国外深造。

 1996年我考入荷兰瓦格宁根农业大学（现瓦格宁根大学）植物育种系攻读硕士学位，做马铃薯对线虫病抗性的遗传学研究。毕业后，申请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奖学金，在植物病理系攻读博士学位，做马铃薯抗病的基因图谱和抗病分子机制的研究。求学的经历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很辛苦但也很充实。学了做了很多，得到了令人满意的研究结果，也在比较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一些研究论文，还在学校、美国马铃薯学会和美国农业部得了一些奖项。有耕耘就有收获，我收获的不仅仅是学历和学位的提升，更重要的是能力和自信心的提升，眼界、思路和思维方式的开拓。同时培养了良好的科研作风，习惯加班加点的工作，爱好实验并力求准确，客观严谨，还有合作精神。

 毕业之后我作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就回到咱们生命科学学院工作。我到国外留学的初衷不是为出国而出国，我是为了更好的留在国内才出国。虽然实事求是地讲我生活过的地方有比国内好的自然环境、更方便的物质生活条件和比较文明的社会环境，当时也有几个不错的工作可以选择。但我回来确实谈不上放弃了什么，因为我在国外是客人、外人，这些东西本来就不真正属于我。回来以后我是主人，我所做的一切都有了不同或更深的意义，我更看重这一点。

 咱们内蒙就种植面积而言是全世界最大的马铃薯产区。但生产水平却比较落后，科研和技术支持跟不上是主要原因。我在国外一直从事马铃薯研究，内大有我区最好的科研环境，我们生命科学院的马铃薯研究在全国都有很好的声誉，学校和学院一直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我创造条件。虽然内蒙是相对落后的地区，落后才需要发展，需要发展才更有发展的空间。而且，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重要。我自己就是内蒙人，所以回到内蒙、回到母校工作于情于理都是我能做的最好的选择。

 回来近两年的时间里，在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们的实验室基本建成，已经有博士和硕士研究生进入实验室和我一起开展实验。我们从学校、自治区和国家申请到了5项科研项目，总共约51万元的经费。学院安排我主持自治区重点学科微生物专业的学科建设工作，我们已在科研方向、课程设置、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积极的工作。同时与国内外的马铃薯专家合作，从美国农业部的马铃薯研究室引进了上万份马铃薯育种材料，最近正在温室中育苗。去年有3位美国专家来我院进行学术交流，看到了我们的工作特别高兴，他们给杨校长写信表示愿意继续为我们培养马铃薯研究人才。今年还将有3位在美国和荷兰从事马铃薯研究的专家来访。

 作为一名女教学科研工作者，我体会最深的有几点。第一，教学科研本身没有性别之分，工作的时候不能想自己是男是女，得不断地挖掘自己的潜力、挑战自己的极限；第二，在做科研项目的时候，要有对科研的热爱和责任感，能够夜以继日、年复一年的工作，这点最为重要；第三，科学发展到今天，仅凭一个人很难做出高水平的工作，团队精神非常重要，不断地同他人学习、交流、合作，帮助他人，接受他人的帮助，是产生高水平成果的基本保证。

 所以，我要借今天这个机会对我们学院的领导、同事，学校和各个职能部门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没有你们，我的工作不可能有进展。谢谢大家给我极大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应该尽我最大的努力把工作做好，回报学校和大家。